自己的,女儿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2000年,日本爱知县发生了一起女童死亡案。一对年轻父母将年仅三岁的女儿真奈放进纸箱近二十天,在此期间真奈几乎没有任何进食,最终饿死。此时他们还有一个一岁半的儿子,母亲雅美还怀有身孕。他们所住的是狭小公寓,连孩子的呼吸声都能清晰听见,可当小真奈在饥饿中发出凄惨叫声时,她的父母甚至专门去买了耳塞,继续戴上不闻不问。
日本纪实作家杉山春采访了这一事件。她历时三年半,多次采访涉案父母及其家属、儿童保护组织与医院等多方人士,搜集法庭审判资料,最终通过《育儿放弃》一书详尽客观地还原了案件的全貌,深刻揭示出种种深层原因。
在日本社会,育儿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女性专属工作,也因此造成极大的社会压抑。小真奈的死是一起“育儿放弃”的极端事件,因为它放弃的是生命,而在更多日本家庭,人们放弃的是孩子的前途。小真奈之死所暴露的并不仅仅是一对父母的不负责任,而是日本社会的阶层困境。
小真奈短短三年的人生极为悲惨。出生后,她曾短暂得到父母的爱,但九个月大时因为被倒提着猛晃而导致头部受伤,从此发育迟缓,父母也对她失去耐心。弟弟出生后,她完全失去父母的爱,父母怕她伤害到弟弟,将她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很小的围栏里,经常被独自关在家中。死前一两个月更是被放置在纸箱里,每天只有一根小面包和几口牛奶,最后在狭窄空间里孤独死去。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育儿放弃》中描述的场景令人心碎:
“真奈死亡时身高八十九厘米,勉强够得上三岁女童的平均值,但体重只有五公斤,不到标准中间值——十三点六公斤的四成。她的纸尿裤上兜满了屎尿,腰部到大腿粘有粪便,散发着恶臭。皮下脂肪的流失使她的皮肤像老人一样干巴巴的,漆黑的头发披散在大得不成比例的脑袋上,脸颊深陷。由于眼睛周围的脂肪完全消失,她的眼睛无法闭上,白眼球因干燥变为黑褐色。股关节和膝关节都弯成直角并呈僵直状态,说明她死前已有两三个星期没有活动了。解剖发现,真奈的胃里只有二十毫升内容物,即大约一大汤匙分量的棕褐色黏液,没有固体物质。肠管没有脂肪,小肠里空空如也,大肠里只留有兔子的粪蛋大小的粪便。人体无法从外部摄取营养时,会分解存储在肝脏中的糖原。糖原储量不足的话则会消耗人体脂肪,如果脂肪也不够用,便将体内的蛋白质转化为能量。当内脏的蛋白质也被分解,陷入功能失常的状态,人就会被饿死。解剖结果说明,真奈为了活下去,已耗尽了自己身体的全部能量。”
一直关注育儿问题的杉山春并没有停留在“谴责恶母”的层面,而是试图直击东亚女性普遍性的育儿困境。在她看来,小真奈之死这一极端事件背后,是一个个孤立无援、陷入绝望的母亲。
巧合的是,纳塞利在《逆袭》一书里总结道,逆袭者要想实现阶层跨越,母亲的启蒙作用非常关键。虽然有一个好母亲不一定会改变命运,但起码他采访的这些逆袭者都有一个相对更为开放和有耐心的母亲。
但这种母亲的存在,并不能只靠女性自身的力量。虽然法国的阶层固化非常严重,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国社会整体福利体系相当完善,即使是底层,只要有稳定工作,都不会有过多压力。而在观念层面,法国相对日本更为注重性别平等,男性在育儿和家务中的参与度更高,这已经是一种社会习惯。当然,除了观念之外,这也与法国人更多的假期、相对更轻松的工作量有关,男性的闲暇时间远远多于日本男性。
因此,在日本乃至东亚社会,当一个女孩成为母亲,她要遭遇的问题远远多于法国同性。
杉山春发现,美奈那对狠心的父母对家庭中男女分工的看法相当传统:“男人在外面工作,挣钱养家。家务活和育儿则是女人的工作,男人没必要帮忙。直到真奈去世,父亲智则都从未质疑过这种价值观。”
妻子雅美最初也想做一个好母亲,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想象中的育儿生活无法实现。生活的拮据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她无法达到日本社会对一个母亲的要求。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在日本社会乃至东亚社会,“每个母亲都是这样过来的”是一个很常见的说法。事实上,每当人们对某件事情有所不满、提出异议时,都会有人说“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这种思维惯性很容易带来压力,它对个体的消耗甚至远远大于困难本身。
这对放弃孩子生命的年轻夫妇几乎符合所有的社会底层特征:学历和收入都很低,不到二十岁就结婚生子,女方只能丧偶式育儿,而且他们自身的原生家庭也问题多多。
真奈的父亲智则,成长于贫困家庭。从小父母关系不佳,父亲沉迷于赌博,母亲时常对其打骂,弟弟在事故中丧生。后来父母离异,他与养父的关系仍然糟糕,在学校也遭到欺凌,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
真奈的母亲雅美,年少时父母关系破裂,母亲两次离家出走。在生活极度困窘的情况下,雅美承担了母亲的责任,照顾弟弟并料理家务,父亲则对她完全忽视。初中时遭遇欺凌又不知道如何求助,只能以逃学应对。初中毕业后,她遭遇性侵犯,但并没有得到家人的理解和帮助,后来退学,陷入自卑与孤独。“由于自幼得不到父母稳定的爱,雅美从小到大一直有一种不安全感:如果不做一个好孩子,或许就会失去父母的爱。所以她不会向父母撒娇。父母的爱本应构成孩子个人意识的核心,但雅美的核心始终飘摇不定。”
这样的底层年轻人,要想实现逆袭,难度比堕落要大得多。他们也深受自己的父母影响,正如杉山春所写的那样:“智则的父母仿佛认为,给自己抹黑的孩子就该被抛弃。真奈一岁半体检时,智则得知她发育迟缓,就对她不再关心。”
杉山春总结道:
“这家人从真奈往前数三代(不,说不定是更久以前),就已经重病缠身。病症经过世代的累积,最终令真奈饿死。如此想来,几乎令人绝望。”
“育儿放弃”事件并不是孤例,而是在日本社会时有发生。它们往往都有代际传递性,对孩子施暴的父母,往往有曾经对他们施暴的上一辈。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缺乏向上动力和自控力的底层,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的生活。书中写道,真奈父母的住处肮脏杂乱,还有一股恶臭,但智则和雅美却觉得肮脏和恶臭都并非无法忍受。很显然,他们放弃的不仅仅是育儿,还包括自己。
这对父母建立家庭虽然草率,但也曾有过自己的憧憬。雅美就将成立自己的家庭视为摆脱原生家庭不幸的办法,她希望能在新家庭里获得旧家庭里没有的爱。但“好不容易得到的丈夫的爱,本是足够填补这份缺失的,但越是心里的缺失得到了填补,雅美在潜意识里就越是深深地担心:如果失去了丈夫的爱,自己恐怕就活不下去了。乍看上去,雅美是深深地爱着智则,但这份爱的本质其实扎根于其自我意识的不安,是一种束缚的爱、不依不饶的爱。”但这种不依不饶衍生的强烈占有欲,使得智则选择逃避,沉迷于游戏。
在这种人生迷茫中成为母亲,懵懂投入育儿生活,加上经济能力同样处于低下水平,悲剧率自然极高。后来的雅美,沉迷于贷款购物,不再收拾房间,任由家里变成垃圾场,即使小真奈饿得无法站立,她也选择无视。丈夫智则也选择对这一切无视,一句“男人出门工作,女人负责养家”,就让他拒绝参与家庭生活,永远选择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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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然无法理解一个事实:
“孩子的出生和抚育过程,往往是父母价值观的直接体现。父母需要具备成熟的智慧和自信,才能避免将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孩子,进而接受孩子原本的样子。”
真奈案之后,虐童事件在日本仍时有发生,每年都有大约五十名儿童死于虐待。2000年,日本儿童咨询所接待的儿童虐待咨询达到三万七千余件,二十年后,这个数字攀升至二十万七千余件,而政府机关统计的虐待案数量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日本社会的原子化也加剧了育儿困境。智则和雅美的祖父母辈和父母辈同样不擅长育儿,但家族中的亲戚可以帮忙,但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旧时家庭结构已经瓦解,在个体原子化状态中无法求助,“弱者仿佛被剥光了身子,暴露于社会之中。”在这种困境下,代际创伤的传递性几率大大增加。《育儿放弃》中写道,在日本,“三四位母亲中至少有一位在育儿阶段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些母亲是‘虐待预备军’的一员。有虐待倾向的父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陷入自尊极低、危机感严重的状态中,当孩子不听话时,他们会感到极度的不安。因为孩子进一步威胁到了他们的自我意识。”
杉山春在《育儿放弃》中最想表达的问题,是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女性的个体需求很容易被忽视,但一旦出现问题,女性就更容易成为问题的靶心。在小真奈事件中,智则和雅美夫妻都是凶手,但社会焦点仍然集中于“恶母”。这个思考视角看似与阶层固化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阶层固化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也会加剧固化。反过来同样成立,越是这种服从于社会整体陈腐观念的家庭,越无法摆脱自身阶层。即使他们不放弃孩子,也不可能实现逆袭。
书名:《育儿放弃:被困住的母亲与被忽视的女儿》
作者:[日] 杉山春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出品方:理想国
译者:烨伊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定价:58.00元
图源 |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本文部分首发于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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