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
韩福东/文 刚刚落幕的9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格雷泽导演的《利益区域》斩获最佳国际影片奖。这部讲述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霍斯家庭生活的电影,让一些影评人想起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概念。无论“平庸之恶”的说法是否恰当,它都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而阿伦特本人,也成为远比艾希曼更能代表艾希曼审判的存在者。
如果拍一部汉娜·阿伦特的传记电影,以什么事件切入最好?2012年,德国导演特洛塔选择了艾希曼审判。不过电影《汉娜·阿伦特》在我看来是失败的,它流于沉闷,张力不够,对不很了解那段历史的观众而言,它简直不知所云;而真正知晓者,又很难不为它的某种扭曲而感到惋惜。
类似的偏差也常出现在有关阿伦特的传记书籍中。《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让她深陷舆论漩涡,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甚至很多生活中的好友也因此疏远她。
正如汉斯·约纳斯在纪念她时所言:“称阿伦特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并不是因为她的同时代人如此认为,也不预言她的思想将与日月同辉。”而阿伦特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在身后获得的名气远远大于她生前。德国作者沃尔夫冈·霍尔等人在《阿伦特手册:生平、著作、影响》中将之命名为“逝后出名现象”,并称这种现象在她葬礼之后的每一年都变得不同寻常,到2006年她100周年诞辰之际,更是达到巅峰。
《阿伦特手册:生平·著作·影响》[德] 沃尔夫冈·霍尔 贝恩德·海特尔 斯特凡妮·罗森穆勒 | 著王旭 寇瑛 | 译甲骨文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
在中文世界的情况更是如此。即便以饱受争议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而论,国内更常见的亦是视其为睿智的洞见,以至于“平庸之恶”这个蹩脚的概念在绝大多数语境下都畅通无阻,绝少质疑——当阿伦特被称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这种认同是“光环效应”之下的必然。
但是,更值得强调的是,“能激发思考的错误”比“平庸的正确”更有价值。千百年来,正是前者催生着观念史的迭代更新,而那些“平庸的正确”不仅带有鹦鹉的气质,事后又常常被证明为一种习见的谬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的价值自然不容低估。
一
阅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阿伦特的文字有一种缠绕感,并不清晰直接;但她又喜欢做各种断言,这种智力上的自负有时上升到不容置疑的上帝视角,构成一种惊人的武断。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美] 汉娜·阿伦特 | 著安尼 | 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1月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军官,是执行犹太人大屠杀“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之一。二战后,他流亡到阿根廷,隐名埋姓生活,1960年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绑架回以色列,以反人类罪等15宗罪名一并起诉。阿伦特主动向《纽约客》请缨撰写艾希曼审判的系列特稿,后将其汇编成书。
阿伦特是犹太人,年轻时曾受纳粹迫害被收容于居尔拘留营,后流亡巴黎,1941年又辗转至美国。在艾希曼审判之前,她已凭《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奠定其在西方思想界的地位。正因为她的这一身份,关于艾希曼的系列写作所秉持的价值判断才格外出人意外。
简单说,阿伦特认为,针对艾希曼的大多数指控不能成立,因为他只是纳粹机器上的螺丝钉,毫无自己的思想,也就没有所谓的犯罪意图。阿伦特书中原话是:“哀哉!艾希曼的话无人采信……法官不相信艾希曼……不能认同一个平常的、‘普通的’,既不低能、不死板,也不愤世嫉俗,却完全不能够分辨是非的人。他们宁可从偶尔的不实中推断出他是个骗子,结果竟错过了整个案件中最重大的道德甚至法律疑点。他们的案子仍然停留在这样一个假设上:被告跟所有‘正常人’一样,一定知晓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
这种辩护是全方位的,从一开始“他并非出自信仰而入党,也从来不是忠实的党员”,到他成了“犹太沙皇”并执行灭绝计划时的“尽管会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有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阿伦特认为“是吹牛的恶习导致艾希曼走向毁灭”,他供词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只是因为“记忆不好”。虽然也同意艾希曼“对事实的扭曲令人恐惧”,但阿伦特更想说的是,他和后希特勒时代仍享有声誉与地位的德国政客与文学批评家“并无太大差别”。
阿伦特不断使用“很显然”“浅显的真相”这样居高临下的表述,来增强自己判断的说服力。她否认艾希曼是个骗子时,用“真诚”来形容这个人。她甚至用了“为后代揭露真相的艾希曼”的表述。
最讽刺的是,阿伦特在书中嘲笑在法庭作证的格吕伯教长“没有一个评价能显出他是个特别优秀的心理学家”。在这里,阿伦特当仁不让充当了优秀心理学家的重任,而令人惊讶的是,最早让阿伦特产生艾希曼“不思考”“笨”“算不上凶恶”等先入之见的原因竟然是艾希曼的相貌。就连整体上支持阿伦特的阿莫斯·埃隆也在该书的导言中说:“她本应知道,就算希特勒站在那里也不过如此。大多数失势的暴君和连环杀手看起来都一脸惨象,没有杀伤力,甚至可怜兮兮……阿伦特不仅对外表感兴趣,更对笔迹感兴趣。‘面相学’在她青年时代曾风靡德国知识界。”
事实上阿伦特在没有证据支撑之下对艾希曼所作的心理判断,已让她如同一个上帝角色。以事后之明看,不要说作为学者,即便以一个普通记者的身份要求阿伦特,她在艾希曼审判中的写作都是完全不及格的。
关于艾希曼事件,我推荐大家阅读科普斯塔特的《艾希曼审判》,该书用确凿无疑的证据指出,真实世界里的艾希曼与阿伦特书中的艾希曼完全是两个人。包括在最新公布的早年回忆录中,艾希曼声称自己是“根深蒂固的纳粹分子与反犹主义者”。“与汉娜·阿伦特做出的论断——艾希曼并未真正理解他被卷入其中的计划——形成对比的是,回忆录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视其纳粹领导人为‘偶像’、全心全意地为了他们的目标而奉献的人。”
当然,阿伦特此书引发的轩然大波,倒不纯然因评价艾希曼而起,可能让很多人更不爽的是她指责犹太委员会是纳粹阴谋的帮凶。在我看来,这个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其直击政治正确的锐利锋芒尤其值得赞赏。但我们不太能接受的是:阿伦特以如此高标准要求被迫配合纳粹分子的犹太委员会,却又以无限低标准要求执行灭绝犹太人计划的“沙皇”艾希曼。
在电影《汉娜·阿伦特》中,阿伦特朋友口中不断出现的评价是“那就是阿伦特,只有聪明而没有感情”“她太过聪明了”“自负而冷血”。
这些评价其实都不得要领。阿伦特并非没有感情,作为一个受过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她恰恰倾注了太多的感情,有着太浓烈的爱与恶;她在艾希曼审判中的表现,也很难用聪明来形容。理解阿伦特,需要从她的思考模式入手。
二
在瑞典作家安·黑贝莱因为阿伦特所写的传记中,很精准地将“爱与恶”当成了贯穿其一生的关键词。
在这本《汉娜·阿伦特:爱与恶》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45年的一次晚宴上,阿伦特的好友麦卡锡说她为希特勒感到难过,他实在可笑,竟想博得他的受害者们的喜爱。“你怎么能在我面前说出这样的话?”阿伦特驳斥道,“我就是希特勒的受害者,一个被关进过集中营的人。”她随即转身离去。阿伦特用了三年时间才原谅麦卡锡那句轻佻的话,并承认自己没有关过集中营,只进过一个拘留营。
《汉娜·阿伦特:爱与恶》[瑞典]安·黑贝莱茵 | 著李磊 | 译读库 | 新星出版社2023年8月
这是一个有趣又寓意深远的故事。麦卡锡关于希特勒的言论很轻佻吗?也许吧。但它比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发言又如何?
如果我们结合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态度考察,问题会呈现得更为清晰。
海德格尔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以《存在与时间》名于世,在纳粹执政期间曾公开宣示支持。他是阿伦特在马堡大学就读时的老师,两人产生了一段隐秘的婚外恋情。海德格尔并不是阿伦特的初恋,但却是她最迷恋的情人。在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即便有着伴侣,阿伦特仍然难忘海德格尔。那段恋情的中断,给了阿伦特极大的心理刺激。
阿伦特晚年又与海德格尔重温旧情,两人都有家室,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四角关系。权势关系此时已经掉转,阿伦特已然声名卓著,海德格尔则困在纳粹黑历史中无法走出。在涉及公共领域的方面,阿伦特甘作恢复海德格尔名誉的重要鼓手。“阿伦特成为了海德格尔最热心的辩护人,她不遗余力地为他辩解,掩饰与淡化他与纳粹主义的关联及其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公开拥护。”黑贝莱因评价道,阿伦特那篇向海德格尔致敬的毫无保留的颂文——《马丁·海德格尔八十寿辰》实在令人痛心,尤其是阿伦特那些说法都毫无依据,也没有文件或证据支撑她所作的担保,即海德格尔从未宣称自己是纳粹主义的支持者。对海德格尔的爱和忠诚蒙蔽了她的双眼。海德格尔早在1933年5月就加入纳粹,直至1945年该党不复存在为止。阿伦特也很清楚他在1933年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时那番臭名昭著的演说中,明确地表示支持一些纳粹的理想,比如沿着新的党派路线重建大学,以及“鲜血和国土”的意义等。
美国著名作家艾萨克森在那本畅销全球的《史蒂夫·乔布斯传》中,称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有着强大的“现实扭曲力场”——“极富魅力,也会骗人,可以让事态屈从于他的超强意志。”阿伦特似乎也有着同样的特质,虽然这并非贬义。
从阿伦特对待好友麦卡锡与情人海德格尔的态度,可以看出她思维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是深刻在基因上的,它不仅影响阿伦特的生活取向,也必将影响她做学术时的路径、价值偏好与表达方式。
三
诚如《彼得·沃森思想全史》所言,阿伦特成名于三部有影响力,也极具争议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人的境况》(1958)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一般而言,前两本著作被认为更能代表阿伦特的学术成就。
在彼得·沃森精短的评述中,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核心争议被理解为:她认为“孤独”等同于“恐怖”,“而恐怖是极权政府的实质”。尽管她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让很多人认为新兴的美国生活方式无可替代,但她仍然暗示社会“大众化”向“极权主义跨出了一步”,迈向“根本恶”,认为“新的西方大众社会有与极权主义东方接轨的危险”。
《极权主义的起源》[美] 汉娜·阿伦特 | 著林骧华 | 译三辉图书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6月
而《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中译者林骧华归纳的问题则更多,譬如:“她对史实的表述,不是出于对事实完整性的尊重而是出于先入之见,因此遭到学术界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学者们的严厉批评”;“她的学者作风和政治立场之间的矛盾,造成了这部著作在许多地方语焉不详,或推理中断,或思路含混,或前后说法自相矛盾。”
彼得·沃森对阿伦特《人的境况》给了很多肯定,认为阿伦特有关政治人格化的观点是正确的:20世纪后期,它将成为集体生活的重要元素。阿伦特所说的政治人格化方向发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单一问题政治(环境、女权主义、转基因食品)。
彼得·沃森似乎说到了阿伦特何以在逝后获得越来越大声望与影响力的原因,因为她契合了时代思潮左转的方向。如果用《人的境况》中译者王寅丽的话语,则是:“近年来,阿伦特的思想吸引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部分是出于她本人不希望的原因,例如对她的性别、她的种族、她和海德格尔的浪漫关系的兴趣)。”
王寅丽总结围绕这本书的争论说:“像她的大部分著作一样,《人的境况》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激烈争论的焦点。的确,很少有其他现代政治哲学著作受到如此矛盾的评价,有些人认为是天才之作,另一些人认为不值一驳。”
《人的境况》给我的阅读感受五味杂陈。这是一本槽点非常多的学术经典,可以举非常多的例子,譬如她说:“我们能认识、确定和定义我们周围万物的自然本性,但是我们无法对自己做同样的事——就像无法跳出自己的影子一样。另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有理由假定,人像其他事物一样,有一种本性或本质。”其实1960年代的物理与进化生物学常识,已经知晓我们与周围万物都是由相同的元素所构成,虽然进化成智人,但就自然本质而言与其他事物并无不同。
又譬如,她说:“在人的条件中我们所能想象的最极端的改变,莫过于人从地球移居到另一个星球上。这一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意味着人将不得不生活在人造的条件之下,完全不同于地球给予的那些条件。的确,到那时,劳动、工作和行动,以及我们所知的思想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即便暂且同意移居其他星球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极端的变化,但为什么到那时我们的行动和思想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断言,而她没给出任何合理解释。
阿伦特的哲学思想,受海德格尔式存在主义太多影响,一个受惑于面相学的人在脑科学时代谈论人的境况,其困境可想而知。
明年是阿伦特逝世50周年,纪念是少不了的。而纪念与学习阿伦特的正确方式,不是将她的观念视为一种正确,在亦步亦趋中完成一次朝圣的膜拜,而是以一种近乎偏执的态度去质疑时代流行的见解,进而激发更自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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