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虚荣心,金钱
小时候穷过的人，一旦掌握权力拥有金钱，或者一旦有机会接触权力和获得金钱，往往比任何人都虚荣贪婪，有着“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高尔基，也不能免俗。
童年时代的高尔基，是个十足的苦孩子穷孩子。父亲是一名木工，因为悉心照料3岁时染上霍乱的儿子，不幸感染离世。高尔基11岁那年，母亲死于肺结核。沦为孤儿的高尔基，从此开始独立谋生，刷地板、劈木柴、带孩子、洗尿布，每天累得精疲力竭，每月穷得叮当作响，唯一能够慰藉他的，就是书籍。
少年时代的高尔基，是个问题少年。中学期间，高尔基热衷结交狐朋狗友，旷课逃学打架斗殴。同学抱怨他身上有股垃圾似的臭味，高尔基的自尊受到深深的伤害，一度辍学。
青年时代的高尔基，问题更严重。19岁那年，因为没有考上大学，高尔基患上抑郁症自杀（也有说是因为失恋而自杀），所幸子弹没打中心脏而是肺部，一叶肺片被打掉(另一叶肺片日后被香烟熏成抹布，只有一叶肺片的高尔基特别怕冷，一到冬天便呼吸困难)，医生救下了他。在医院里，高尔基再次服毒自杀，医生帮他洗了胃，再次救了他。
青壮年时代的高尔基，是个十足的猛士，利用自己崇高的国际声望和在俄罗斯民众中的威信，奔走呼号奋力抢救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他曾当面愤怒斥责根里克•雅戈达（1934至1936年期间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党中央书记，后被定罪枪决）：“人民委员们像任何一个政府一样毫不犹豫地枪毙、杀死和逮捕与他意见不同的人，我们年轻而自由的纯洁翅膀上，溅满了无辜的鲜血！”
高尔基号称“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上过中学的人，都读过他的《海燕》，那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让多少革命志士和热血青年热血沸腾，不惜把冲昏的脑袋别在裤腰上。
毫无疑问，高尔基是个正能量满满的人，有如溢出熔炉的钢水，好比火山喷出的岩浆，摧枯拉朽燃烧一切。
进入晚年的高尔基，却成了一个虚荣心和金钱欲极为强烈的人，与青壮年相比，简直换了一个人。当然，高尔基的虚荣心和金钱欲，不是陡然上升，有一个过程，在他进入“晚青”之际，就不知不觉开始了。
1902年，34岁的高尔基的创作迎来巨大转机，他的短篇小说被同时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捷克文、瑞典文、荷兰文、丹麦文、匈牙利文、立陶宛文、西班牙文、保加利亚文，顿时享誉世界，成为俄国乃至世界文坛的重要人物，社会影响日益深远。同年，高尔基还被选为皇家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与文艺部名誉院士。
随着文学成就和个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高尔基开始注重包装自己。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上身穿着绣着乌克兰绣花的衬衫，肩上随便搭着一件外套，腰间系着高加索宽腰带，脚下蹬着一双长靴，并把裤腿塞在靴筒里，完全是一副城市打工者的装束。彻底改变装束的他，不仅穿起名贵的套装、鞋子、衬衫，还十分乐意在摄影师面前，不断变换着姿势让他们拍照，以便能在报刊上得到宣传。
高尔基是个大烟鬼，不管什么场合，烟不离手吞云吐雾，并且不停地咳嗽。他灭掉烟卷的方式非常不雅，甚至恶心——往烟头上吐口水。
但是现在，高尔基不再粗鄙，在拜见大他40岁的托尔斯泰时，落座后的他习惯地划了根火柴，想点燃手中的香烟，一抬头看到墙上“请勿吸烟”的纸条，立即吹灭火柴，不动声色收起了香烟。托尔斯泰注意到这一细节，对他留下良好印象。
随着名誉、地位、收入的不断提高，高尔基的虚荣心和金钱欲也水涨船高。俄罗斯著名文论家和文学批评家、高尔基研究专家、曾经担任过布克奖评委的帕维尔·巴辛斯基在《另一个高尔基》一书记述：
高尔基及家人对钱是很在乎的。儿媳妇吉莫莎喜欢按照最新的欧洲时尚穿着打扮，儿子马克西姆·彼什是一位疯狂的赛车手，赛车很昂贵。高尔基本人则习惯于生活在每晚都有宾客围拥（餐桌上摆着丰盛菜肴）的环境之中，而这些都离不开钱。
因为只有一叶肺片，而且被香烟熏成抹布，高尔基特别怕冷，曾经移居温暖的意大利。还有一个原因，与列宁成为同盟军之后，高尔基的思想日益激进，与整个俄国知识界格格不入，国内不太好混。
更糟糕的是，自掏腰包大力支助列宁搞革命的高尔基，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不仅跟列宁当面吵架，还经常在报纸上和列宁打笔仗，有种势不两立的感觉。1921年的一天，在跟列宁大吵一架之后，高尔基离国出走，移居意大利。之前，他每年都要要到意大利过冬，但没有定居。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多次邀请高尔基回国。高尔基也有此意，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独裁得太厉害了，应该给他们带进一点民主。”高尔基的初衷是回苏联充当“民主斗士”。当年他之所以与列宁吵架打笔仗，也是觉得列宁太独裁。
斯大林当然不会给高尔基当“民主斗士”的机会，他看重的是高尔基的正能量和影响力，视其为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想通过他把广大文艺界人士，紧密团结在苏共周围，成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重要队伍。斯大林当然也想通过他抬高自己。
1928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欢迎高尔基回国的运动，发动各行各业给高尔基写信，连少先队员和中小学生，也被动员起来。回国后，在斯大林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高尔基不只在政治上得以重用，生活上更是得到超规格的优待，享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等特权待遇。
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内，为高尔基提供了一幢花园式洋房，在莫斯科郊外和克里米亚，为他建造了两幢豪华别墅，供他避寒。更为特殊的是，为了方便高尔基前往克里米亚休假和出国采风，还为他准备了一节经过专门改装的专用列车车厢，可以随时挂上火车头出发。
高尔基大多时间都住在莫斯科，斯大林经常去看望他，他也成为唯一可以随便去见斯大林的人。
他们“一个叼着烟斗，一个吸着烟卷，单独聚在一起，喝着葡萄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高尔基在日记和信件里，私下称斯大林为“主人”，经常出现“没有机会和主人谈话”，“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明天要去看望主人”的字样。
随后，高尔基又开始肉麻地称斯大林为“慈父”。1934年，他受斯大林之命，考察了备受西方诟病的古拉格群岛，即监狱劳改营，置犯人悲惨遭遇于不顾，昧着良心粉饰太平大唱赞歌，回来就改称斯大林为“我的慈父”。
回国后的高尔基，在1929年至1933年间，都被允许去意大利继续过冬，以避开苏联的严寒。随行的还有两名苏联医生，对他进行全程护理，全部费用由苏联政府买单。平时仅为高尔基一人服务的工作人员，就达30多人。斯大林知道高尔基嗜烟如命，于是下令专门为高尔基从埃及进口香烟。
在斯大林的授意之下，苏联的宣传机构大肆宣染高尔基的作品，他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被教育部列为青少年必读书目，后来也被我国教育部列为青少年必读书目，发行量仅次于托尔斯泰和普希金，名利火箭般蹿升。
索尔仁尼琴在其巨著《古拉格群岛》里这样评价高尔基：
“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的行径，归因于他的谬见和糊涂。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他的二十年代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个现象。高尔基在索伦托（意大利城镇，即高尔基在意大利居住的地方——作者注）吃惊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声誉，也未获得更多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
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声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他在这里变成了雅戈达的自愿的俘虏。斯大林搞死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纯粹是出于过分的谨慎：高尔基对一九三七年也会唱赞歌的。”
晚年高尔基从“革命的海燕”蜕变为斯大林的“金丝雀”。而晚年的托尔斯泰，却从“贵族伯爵”转变为“农民伯爵”，完全褪掉贵族底色，一副农民打扮。他把养尊处优的生活看作是堕落，即使是流浪汉的生活，也比这种寄生虫式的生活要好，因为后者只能给他带来痛苦和内心的煎熬。
托尔斯泰身着平民服装，脚踏树皮鞋，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农，出行时或步行，或乘三等车。与人交往、会面，即使是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托尔斯泰也装束不变。由于穿着简朴，他常常被当作农民对待，受到冷遇与呵斥，但托尔斯泰不为所动，安之若素。
有一次托尔斯泰到奥普京修道院朝拜，由于身着一件破旧的灰外衣，脚穿树皮鞋，被安排到虫子出没、肮脏恶臭的客栈住宿，一日三餐与流浪汉一起，在脏乱简陋的食堂就餐。对此，托尔斯泰毫无怨言，泰然处之。
细节往往透露历史真相，也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和人品。托尔斯泰由一个“贵族伯爵”转变为一个“农民伯爵”，高尔基却由一个“贫苦的流浪汉”变成一个“红色贵族”，个中缘由令人唏嘘，命运乎，个性乎？
时间可以检验一切，托尔斯泰的三部典《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依然是星辰大海，高尔基的三部曲，早已沦为垃圾废品。无论作者还是作品，都有着云泥之别。
托尔斯泰对高尔基第一印象虽然不错，却越来越不待见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晚上，在家里读完高尔基的作品。宏大的英勇的感情是不自然的，臆想出来的，是谎言。但他是一个天才！”
在托尔斯泰眼中，尽管高尔基是一个天才，但他写出的作品却是“非驴非马”的“小玩意”。或许托尔斯泰感到高尔基已经不再是，自己所期待和希望的“流浪汉”作家，不再是那个用自己的思想、情绪、精神写出受苦受难的“下层人”的作家，因此才鄙视他！
当时还有人批评托尔斯泰嫉妒高尔基，现在看来，批评者无疑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巨著，他的目光也是如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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