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书,前妻,真相,精神疾病,唐国强
前言
唐国强是我国内地知名男演员,也是毛主席的特型演员。从1975年出演第一部电影《南海风云》开始,唐国强就走进了中国观众的视野内。
九十年代初期,正当红的男演员在私生活上遭到了巨大的变故。面对庞大的社会舆论,唐国强有两种选择:要么沉默,任凭形象被诋毁;要么讲出事实,可讲事实就得公开难以启齿的隐私。
唐国强实在是个能忍的人,某天,妻子让他跪在地上,说是骑着乐乐,他愤怒了。这难道是夫妻间狎昵的亲热?当他无可奈何地满足了妻子以后,转身就躲到厕所大哭一场……讲不出口也要讲,抖露隐私就抖露,唐国强豁出来了……
一波三折的家庭与事业
1977年1月13日,是唐国强第一次见到孙涛的日子,介绍人是八一厂的一位编剧,也是小孙母亲的战友。当时小孙母亲提出条件是:家庭没有问题,本人年轻、漂亮、有发展前途。
唐国强对于突如其来的相亲没有思想准备。见面后,给他留下最深印象是小孙那身洗得发白的棉军装。短暂的两次见面后,孙涛既赴湖北五·七干校锻炼,可以说,他们的初恋是在半年间两地通信中进行的。
但在当时择偶的天平上,重心是倾斜的,小孙是军队干部子女,军医大学毕业生,助理军医,而唐国强虽已完成了处女作《南海风云》,但仍然只是一个借调到八一电影厂、去留未卜的临时工,现在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却是一种严重的失衡。
唐国强很明白,尽管是在双向选择,但真正决定因素是社会条件。于是他坦诚告诉小孙,他调京和工作问题不解决,这种关系就不再保持了,他不愿牵连她。说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唐国强自尊,他不使这桩婚姻出现“嫌弃”问题,力图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感情。
1978年底,唐国强调干入伍,进入八一厂的演员剧团。两人的婚姻才提到日程上来。这时已经快两年过去。
1979年7月15日,唐国强拍完《小花》的最后一个镜头后,和孙涛举行了婚礼。
唐国强主演的《小花》公映后,社会影响颇大,但他们的生活却很艰难。工作繁忙,住得又远,难得相聚,可两人相亲相爱,苦中有乐,后来经过唐国强多方奔走,终于将小孙调到八一厂门诊部,他们在厂里安了个小家,房子虽狭小破旧,但却很温馨。
那是他们婚后最艰难的时期,也是最幸福的时期,当然生活中免不了争吵,但都像夏天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唐国强在影视圈的位置也是起起落落,变化莫测。有的时候大红大紫,片约不断,一段时间又被判为奶油小生,门庭冷落,但名声还是一点点上扬。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小孙之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其实事情并不大:珠影的制片主任和一位导演来找唐国强谈工作,孙涛从娘家打电话要小唐陪她去看病。他告诉妻子家里有客人谈工作,孙涛很不满意。过了约半小时,她和母亲坐专车回到八一厂,进门就问唐国强:“老婆重要,工作重要?”顿时大家都觉得很难堪。唐国强只能陪笑劝解。
后来,随着唐国强的知名度日渐提高,他和妻子孙涛的曝光率也日渐频繁。报刊、杂志纷纷采访,对他的艺术成就和家庭颇多赞词。
唐国强的家庭悲剧,也是社会悲剧,因为这件事情的发展,感情的变化,有很多是从社会影响到家庭的。我们知道,感情的产生和亲密在于付出感情的两个主体,而变化也取决于两个人。
孙涛由于家庭出身的缘故,顾忌较少,我行我素。在丈夫面前比较任性。而唐国强呢,生长杏林世家,受传统影响很深。好面子,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影响很重视。凡事都三思而行。宁肯自己吃亏,不让别人为难,至于凡事能谦让则让,能忍则忍,两人在一起生活倒也相安无事。但如果一方无拘束地发展自己的个性,而另一方因原则无法妥协时,“相安”的局面就会失去平衡。在具体问题的理解上,也会出现矛盾。
再举一个例子吧。他们夫妇曾经合作摄制过一部风光片,经过是这样的:
唐国强在拍摄《高山下的花环》时,结识了一位著名新闻摄影师。这位摄影师准备拍摄反映天坛风景的纪录片,便请唐国强出演导游,并请他物色一位旗鼓相当的女演员作搭挡。唐国强考虑了一下,同意了。后来摄影师打电话找唐国强,恰巧孙涛接了电话,说:“不用找别人了,我和唐国强正合适。”摄影师感到意外,唐国强知道后也甚感为难……但后来还是孙涛的努力如愿以偿。事后,唐国强劝妻子注意些影响,孙涛不以为然,还对二人共同的朋友说:“国强真是窝囊透了,别人拍片子,老婆儿子都上镜头,他还前怕狼后怕虎的,有什么了不起,人家不都这么干吗?”
这事搁在别人身上确实没什么,何况她在镜头面前还挺专业,但放在唐国强身上就不同了,他所经历的坎坷,他受到的家庭教育,他辛辛苦苦取得的那点艺术成就,都使之背上沉重的包袱,尤其不希望自己一点一滴塑造的公众形象被人背后说三道四。
有篇文章为了说明孙涛如何支持丈夫的事业,把“参与了某些片约的洽谈”作为例证,读来让人啼笑皆非。那是1987年,小唐在电影学院毕业实习时,孙涛私自替他签了一个广州的片约,首要条件是摄制组必须负担她去广州旅游的全部费用。唐国强知道后很不高兴,剧本都没看,就答应上戏,这不是搞艺术,纯粹是交易嘛。但合同已签,不去不行。
后来,孙涛的愿望实现了,唐国强的片子也拍完了,不过至今唐国强也没收到片酬,他什么也没法说,——能说什么呢?
从这段时间起,两个人的志趣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唐国强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决心把两年寒窗的经验付诸于艺术实践,争取有所建树,他准备发起新的冲击,正像他常常引用的话,“人生能有几回搏?”然而此时他仍是身处逆境。
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多多少少影响到他的家庭,以前从外景地回来,孙涛总会把他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端上饭桌……而后来却对他说:“……我是守活寡。”因而提出“所以我每年要远游一次”的要求。
以前两人都珍惜难得相聚的时光,后来却被节日营业性演出所取代。当午夜钟声响起,鞭炮声震耳欲聋的时刻,唐国强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旅馆的房间里,他问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难道钱真那么重要?从前一间小平房,生活虽不富裕,但过得温馨,后来搬进了楼房,东西也都渐渐置齐了,典雅舒适,但她仍不满足,从金首饰、时装,到想买貂皮大衣。“老头赚钱不就是给老婆花吗?”听起来倒也理所当然,但唐国强心里却真不是滋味,东西越置越多,感情越来越淡,昔日的爱情仿佛变了味,凭添了一股铜臭……
回忆和思索,使他处于极其难言的困惑状态。而这件事也使人隐隐约约地感到,两人的关系上已经出现了潜在的危机。
风波与破裂
1988年9月8日,唐国强从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外景地回来后,就去找一个朋友谈心,上来就说,自己想离婚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别人眼中唐国强抱怨的可能都是一些小事,但只有他自己清楚,这段婚姻已经千疮百孔。
据唐国强讲述,孙涛有一次去昆明,私自借唐国强朋友的医疗器械给人做双眼皮手术。赚的钱买了一个金戒指。后来因为手术器械消毒不好,给人家造成了颅内感染,闹得满城风雨,还闹到了北京,让唐国强给人家解决各种问题,包括食宿医疗和交通费用……
照唐国强的话说,“钱赔得起,人丢不起!”事后,唐国强给孙涛讲了《农夫和金鱼》的故事,但孙涛不以为然。
1989年4月的一天,孙涛见唐国强心事重重,就追问他,为什么沉默不语,究竟在想什么?唐国强想了想,终于鼓起勇气说出近一个时期难以启齿的话,“既然话说到这里,我不想再隐瞒什么了,坦白说,我觉得闹腾到今天,我们之间的爱情已经耗尽了,现在只有怜悯……我可怜孩子……”
孙涛听了之后,沉默片刻,突然叫喊起来,踢床、敲墙,唐国强马上开灯下床去安抚她,从前她这样闹过这种病,唐国强急忙给她按摩。
后来,孙涛说,再提这件事,她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唐国强安慰说:“我只是说没有爱情了,咱们再慢慢培养感情吧,好好睡吧。”
第二天,唐国强要孙涛在家休息一天,她说,别让别人看出来,还是去吧。
以后她十分关心唐国强主演影片的评选活动,想方设法弄选票,说得难听一点,孙涛开始有危机感了,这是好事,但最最可惜的是,她没有认真与唐国强沟通,没有深入思考两人产生裂痕的原因,反而要求限制唐国强与其他女演员合作的次数与时间,这样一来,使得本来可以挽回的东西,变得更复杂、更难以把握了。
1989年6月3日,唐国强回到北京,到了家才知道,孙涛在他演出期间又闹了一场,犯了病。当时正值89年那场风波时期,为了照顾妻子,唐国强建议送孙涛回青岛去疗养,顺便把孩子和保姆送青岛家中。当时厂里集中学习,为了照顾他们,特批唐国强一周假期。
回到青岛后,唐国强没有告诉家人他与小孙的事,只把病情大略说说,然后将小孙安排在部队疗养院,随即返京。
孙涛住进疗养院以后,开始一切正常,她和医生、护士聊天时,主要谈自己对唐国强工作是如何地支持,付出了很大牺牲。不久,她表现得有些反常。或是在疗养院里学老虎打滚,或是披着毛巾上街,院方为此请外面精神病院的一位副院长会诊。孙涛平素好练气功,院方为避免刺激她,便说这位副院长是气功师。会诊后,副院长诊断为:“夸大妄想型、分裂样。由于病史不详,无法明确诊断。”
院方见状,未敢留住,于是劝她离院回家。孙涛回到唐国强父母家,她在这里时而头脑清楚,时而疑神疑鬼,从这屋跑到那屋,说有个气功师对她遥控发功要钱,还想置她于死地。
一天,她带上钱,说要上街转转。家里人陪她出去。到了街上,孙涛突然说要回北京,家里人劝她说,可以安排她或者让唐国强来接,或者派人送她回去。她找了个机会,买张退票进了站,唐国强的弟媳让人阻止了她,孙涛在车站哭闹起来,表现极为狂躁作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
唐国强的父亲赶到火车站,无奈只好将她送到精神病院,两个老人在病房里陪护了一夜。
这边唐国强接到电报赶回青岛将小孙接回,临行时,唐老先生老泪纵横,伤心地说:“你们不要来了,脸都丢尽了,我们也不想再见到你们了。”唐国强是个孝子,听了这话,心里难受极了。
这个时候,他似乎意识到,孙涛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可能是受到了病态的影响,也许一些造成夫妻感情失和的反常行为正是因此造成的。可是孙涛在离开青岛之前,明明白白地说,我这样做,一是让人家知道唐国强的老婆疯了,再者可以就此办病退了。唐国强听到这话,大惑不解,这是开玩笑的吗?
唐国强陪她回到北京后,建议带孙涛到有关医院去确诊治疗,不料小孙的父母坚决反对,小孙也拒绝住院。唐国强十分奇怪,有病不治怎么成?孙涛的妈妈说:“当年人家要送她去,她就是不去,现在不也挺好吗?”
根据常识讲,这类病一般是有家族史和发病史的,孙涛到底有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相信知道内情的人心里是清楚的。
唐国强真是走投无路了,孙涛究竟是怎么回事,有病,为何不让去医院?而且坚决否认是病;没病,这种反常的行为,谁受得了?
在此期间,孙涛搬回工程兵大院娘家住,唐国强白天上班,晚上来照顾她。孙涛想什么,唐国强就去落实什么,她要找气功师,他就满北京市请气功师;她说身上通电了,他就立马跟人家说别发功了;她说要导电,他就得充当“导体”;她嫌打呼噜影响休息,他就睡在贮藏间……好在他也能忍,但能忍到什么时候呢?
有一天,孙涛让他跪在地上,说要骑着乐乐,他愤怒了。这并不是夫妻间狎昵的亲热,只是一种病态的发泄。当他无可奈何地满足了小孙以后,转身就到厕所大哭一场。
爱情是容不得压迫,容不是颐指气使的,那种发号施令的语调,认为爱情是某种义务的想法只能置爱情于死地。
唐国强实在厌恶这种环境,他觉得,只有工作才能使他暂时摆脱烦恼,于是他决定埋头工作,和妻子分开一段时间,大家都冷静一下。
就在唐国强接连拍摄《安丽和她的情人》以及《龙云和蒋介石》等影视作品时,孙涛给他们共同的朋友打电话聊天,在电话里,她说自己姓孙,是孙悟空,唐国强姓唐,是唐僧,没自己他就上不了西天……他逃不出自己的手心。
没过几天,唐国强在棚里给《龙云和蒋介石》配音时,孙涛找到他,非说要回去谈谈。于是他们回去,并把事摆到了八一厂演员剧团的明面上。唐国强当着潘副团长的面,把问题聊开了,他要离婚。孙涛哭着让唐国强别离婚。两个人都哭了。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终于,孙涛亲笔写下了离婚协议书。这封协议书内容很有意思,全文抄录如下:
离婚协议书
孙×与唐国强于一九七九年自愿结婚,生有一女唐×(现已七岁),婚后9年感觉(情)尚好,唐国强对孙×的感情发生变化、导致孙×精神受到刺激,使孙×至今仍患病在身。现唐国强提出离婚,经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协议如下:
一:双方同意解除婚姻关系。
二:财产全部归孙×所有,现八一厂房归孙×居住。
三:孩子唐×由孙×抚养,唐国强负担抚养费一万元,于离婚前负(付)清。
这个协议书意味着唐国强要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还要设法挣上一万元,以便在离婚前付清。两人相约,都是一个厂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必把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双方都顾及面子,无论到什么时候,也不“打”(指打离婚)。
1989年12月中旬,二人还没有离婚,孙涛曾向友人表示,这段时间她和唐国强关系不错。唐国强陪她看电影、散步,给她买补药,买衣服,她觉得两个人的关系也许还可以挽回。希望友人从中斡旋。友人答应试试看,然后就到厂里去。当时她们谈得不错,孙涛也考虑走一条新的生活道路。谁知这一面,竟成了永诀。
悲剧发生后……
根据各方面情况的汇总,悲剧发生的过程如下:
1990年元月25日,唐国强回青岛过春节。当晚,孙涛陪她妈妈参加了一个舞会。
元月26日上午,她写下一封“遗书”。她妈妈去工程兵法律顾问处回来后,两人交谈,然后孙涛的妈妈出门,孙涛在厕所自缢。她妈妈很快就发现了,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从一人高的门上窗户奇迹般爬进厕所,将门打开,又从外面喊来人,将孙涛解下送去抢救。在她心脏回搏后,孙涛家里人要求转送急救中心。因有危险,医疗部门负责人表示,必须家里人签字,孙涛家里人立即签字,于是她被转送至急救中心,元月27日上午时宣告不治。
有人明明知道所谓第二封遗书是自杀前不久写的,却故意说成是“死前一天”,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孙涛是作好一切准备,从容不迫地告别人生。
但是她最后留下的文字,却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有人将这封“遗书”披露出来,但只是含糊地说:“斥责她丈夫”,为了公正起见,现将全文补齐:
“……我不是为他活着,开始解脱,但身体太虚弱,连说话的力量几乎丧失,我同意离婚,因我无能力出庭,让我娘家任何家属代我出庭,我的家庭财产或钱物一切归我父母,并由他们代表我处理我的一切事物。孙×(签名)90年元月26日。”
相信读完以上文字,会得出这样一种看法,与其说是遗书,不如说是委托书,委托家人代孙涛出庭打官司的委托书。
这就奇怪了,唐国强和孙涛要离婚不是一天两天了。双方讲得很清楚,协议离婚谁也不“打”。孙涛不愿离,唐国强也不强迫,大家都明白,强迫意味着唐国强上法院起诉,可他并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所探究的是,孙涛到底有没有病?如果没有,做出反常行为的人,能否维持住家庭的正常;如果有病,为何又不入院治疗?
孙涛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6月×日,我现在知道是六月份了,但不知道日期,我现在可以散步了,我今天可以自己吃药了,我自己可以穿衣了,我见了熟人(我爸爸家)认识了,但我一点委屈也受不了,谁要不理解我,我就想杀人,只要不顺我一点心,我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6月12日,领导同意我去疗养,突然接到电话说我自己不想去疗养,我最恨无事生非,怒火万丈,把门诊接电话的人(其实是我的好朋友)把门诊部臭骂一顿,我说谁要我再犯病,责任由谁负,我这一发火,使我的病恢复很受影响,我没治了。
从找到孙涛的病历看,她确实有不正常的行为,如果说是干部子弟的骄横,恐怕不足以说明问题,我想,这种精神方面的病态,加上心理上的因素,也是造成两人悲剧的原因,但有人却在其文章中有意识隐去这些关键的东西,试图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孙涛的行为状态是正常的。是被功成名就的唐国强所抛弃的。实际上,他是被真真假假的行为所困惑,万般无奈才寻求解脱的办法。也就是说,如果孙涛承认有病,而且愿入院治疗的话,唐国强是不会置之不理的,而且会更加关心她照顾她,使之早日康复。反之,谁又能经受得起这样变化莫测的生活呢?
附带说一下,1990年元月27日,孙涛经抢救无效死亡后,下午七时许,她的家人乘干休所的汽车,来到八一厂,将唐国强的东西径自“搬走”,其后意犹未尽,又来“搬”了一次,连洗漱间的活动挂勾也未能幸免。
与此同时,孙家在上告材料中,反而指责唐国强将家中财产转移,而孙家搬东西时,唐国强正在青岛至北京的列车上。为了澄清事实,严肃法律,唐国强被迫向法院起诉,丰台区卢沟桥法院审理结束,对孙家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唐国强仅仅将女儿的抚养费索回,在法院最后审理的时刻,他很有风度地同意此案作调解处理,他认为,孙涛已经去世,只要把问题搞清楚,没有必要在财产问题上争什么了。
死者长已矣,唐国强的家庭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面对一些臆断多于事实的文章,他被迫同意将自己生活中的隐私公之于众,这难道不是一种社会性的悲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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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1990年唐国强前妻自杀真相:从遗书分析,孙涛是否患有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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