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逆行人生》困在了舆情里？

舆情,人生

作者| Mia

编辑| 李寻欢

还有半个月，暑期档即将落幕，电影市场7月的惨淡延续到了8月。

截止发稿前，6月1日至8月15日总票房为96亿+，最终票房落点可能在120亿左右，这个成绩不仅无法与破纪录的2023年暑期档相比，也无法与疫情前的正常年份相比，大致与2015年、2016年相当，可谓“一夜回到解放前”。

几部商业大导的新作，都是此前被寄予厚望的种子选手，但也都“雷声大，雨点小”。从乌尔善的《异人之下》，到陈思诚的《解密》，再到徐峥的《逆行人生》，三连发全都“没爆”。不仅大大低于映前预期，甚至还有不同程度的亏本风险。

目前整个档期破10亿票房的仅有《抓娃娃》和《默杀》，能够触及5亿+的影片都寥寥无几。《死侍与金刚狼》倒是以一己之力，卖出4亿+票房，扭转了漫威IP近年来在国内的颓势，成为出乎意料的进口片小黑马。

无论是内容层面，还是舆情层面，暑期档可供总结的经验教训都不少。当前已有《危机航线》《出入平安》等6部影片集结国庆档，颓势能在下一个大档期得到扭转吗？

现实题材，生不逢时？

“至少完成度还是很高的，不是小品，不是PPT，不是电视电影，而是一部大银幕电影。”有影迷看完后这样评价道。

能够看到，徐峥导演功力有所进步，《逆行人生》（尤其是前半部分）节奏紧凑流畅。他本人饰演的主角高志垒，是一个“被自己开发的算法优化”的45岁大厂P7程序员，集齐老父重病+妻子全职太太+孩子国际学校+高额房贷的“中产返贫四件套”。他当上外卖员，是在上演一出步步惊心的“中产坠落记”，片中有不少笑点，但远不能算是“喜剧”，而是颇具现实的沉重感。

娄烨御用的曾剑担任摄影指导+剪辑指导，对影像风格有贡献，全片有一些镜头语言颇值得回味：挤满社畜的逼仄吸烟室，从桥上跳进河里挣扎求生的鱼……

在看《逆行人生》的时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人物》那篇刷屏的深度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系统算法的控制与规训之下，骑手成为“最危险的职业”。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他们“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的日常，“您已经超时了”的AI提醒声惊心动魄。高志垒最后因开发小程序被平台算法部门召回，全片的视角更像是“中产限时骑手体验卡”。

豆瓣开分6.9，随后下滑到6.8分，对一部商业片来说过得去。但该片没有实现真正的下沉，而是主要在城市中产群体唤起共鸣。票房天花板有限，与影片的“意识形态”以及部分内容上的取舍选择不无关系。

或许与审查和环境因素有关，影片选择了“另一种主旋律”，即春晚小品式大团圆。片中至少出现了三次车祸，以重复桥段推进剧情，后半部分则过度煽情，每一个拼命的外卖员背后都有高尚无私的故事动机，为了孩子、爱人、前同事……群像仿佛刻画了，但又有些模糊。

影片最后将争夺“单王”作为高潮段落，采用运动竞技式励志拍法，而外卖员头上真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被轻轻放过了，批判力度远不及同样由徐峥主演，最终推动医保改革的现实主义电影《我不是药神》。当然，《我不是药神》算得上是现实题材中批判力度后无来者的异数，对平台“无法深究”的原因可以理解，敢于在影片中提到“P2P爆雷”，对算法机制有所批判，已经算得上可圈可点。

作为一部品质不错的商业片，上映4天票房破2亿，《逆行人生》的定位颇有些尴尬和“生不逢时”，如果再早几年，说不定能卖得更好。大众的道德责任感和自身处境的宽裕程度成正比。它并非真正的底层视角，不够全民下沉，其受众主要是试图自我警醒的中产，有局限，对比起来，沈马喜剧、“有钱人受苦”的《抓娃娃》大卖，已经说明了在消费下行时期，情绪价值第一，大众更向往的是“情绪安慰剂”。

《我不是药神》口碑票房双双大爆后，现实题材没落了吗？应该说，带有现实主义苦涩沉重感的作品，可能在未来不会很好卖。而一些现实题材影片，经过了更戏剧化、类型化的包装加工，拥有强话题情绪性和撬动票房的强大势能。大多数影片可归结为“社会问题电影”（social problem film），通过类型化手段，将社会分析和戏剧冲突结合在一个相对程式化的叙事结构中。

《保你平安》《我经过风暴》《我爱你！》《坚如磐石》《鹦鹉杀》《学爸》《涉过愤怒的海》等分别涉及网络暴力、家庭暴力、老龄化社会、电信诈骗、家庭教育等多个社会热点。许多现实题材电影，取材自有传奇性的真人真事，如《八角笼中》取材自大凉山格斗孤儿事件，《第八个嫌疑人》《我本是高山》《三大队》等均有真实事件和原型人物。

同为“东南亚犯罪悬疑类型片”系列，《孤注一掷》《消失的她》《默杀》等虽然以新闻事件打底，但更多是以暴力大尺度奇观作为招揽观众的噱头，当中的现实议题更像是点缀在上面的“甜点”。

当然，现实题材也不只是一种拍法。《第二十条》在普法题材中融入“喜剧+悬疑”元素，《年会不能停》则以喜剧唤起打工人共情，这些选题和形式都有可能唤起更大程度的情绪共鸣。

舆情危机从何而来？

“这两年电影投资的最大风险是各种角度出现的舆情。”前不久，阿里影业总裁李捷在朋友圈呼吁相关部门整治和严查造谣中伤挑动舆论的行为，建议执法部门“从严查处追究责任”。言论一出，立即引发全行业热议。

《逆行人生》便是舆情危机受害者之一。从映前到映后，“穷人花钱看富人演穷人”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样的说法很有情绪煽动性，但却完全站不住脚。难道沈腾、马丽、贾玲、张译等演员的片酬很低吗？难道经常出演草根的王宝强，比广大群众更穷吗？如实记录底层，让他们“被看见”而非集体失语，本身就值得肯定。

显然，问题出在其他的地方。2020年春节档影片《囧妈》上线字节跳动，导致徐峥受到了一些院线的抵制，《逆行人生》上映时，就有影院宣布抵制徐峥新片。虽然最初作出《囧妈》院转网的决策者可能是欢喜传媒，且后来越来越多的电影宣布院转网，但“枪打出头鸟”，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对徐峥风评有所损害。

此后，徐峥低调了几年，除了执导《我和我的家乡》中的拼盘短片，未再导演长片。另外张庭夫妇涉嫌网络传销事件，也波及到了曾入股的徐峥妻子陶虹，进而影响到徐峥。

另外，银幕形象方面，徐峥在“囧系列”和《爱情神话》中，扮演的都是城市中产精英，在大众心中的“有产者”形象较为牢固，如果换一个形象更为草根亲民的主演，或许效果会更好。

对于影片引发的“消费苦难”的争议，徐峥在路演映后予以否认。他表示：“现在做电影我觉得好难，因为拍一部电影没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看完电影以后，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观众会看到不同的细节，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期待。但如果没看电影直接喷，这样对一部电影来说不太公平。”

抛开上述因素，“过度解读、扣大帽子”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不利于良好氛围、不利于产业健康发展的事情。红线越来越紧，判断电影不再从内容质量本身出发，只会让内容创意更加受限，形成“XX正确压倒一切、不考虑质量”的恶性循环。

过往大档期影片多陷入“黑水军”“偷票房”的口水仗，近年来，作为流量经济的代价之一，饭圈乱象蔓延到电影圈，舆情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从《我本是高山》的性别议题踩雷，到《雄狮少年》因主角造型“眯眯眼”被扣上“辱华”帽子踩雷，再到今年的“贫富、阶级对立”，以及政治大帽子，渐渐变成了“电影不能承受之重”。一切前期筹备、拍摄、后期制作，以及宣发团队的心血努力，都有可能因为“舆情危机”而毁于一旦。

面对“戴着镣铐跳舞”的大环境，从业者唯有思考如何更好地规避风险，以及在舆情爆发后，如何引导“正向声音”发酵。

在《逆行人生》上映的同一时间，“杭州骑手与园区保安发生冲突后下跪”事件爆发，冲突发生后，网上有“在现场的外卖骑手被平台集体封号”的传言，对此美团回应称，事件全程，公司未对任何骑手采取封号、限制接单等不利于骑手的负面举措。

影片中描摹了保安和骑手“底层互害”的冲突，但现实中，主创们并没有发声。出于风控的考量，名人在公共议题领域保持沉默可能是一种最“安全”的做法，但换个角度看，发声或许会成为影片的“正面公关”，意味着知行合一，也有可能带来更多外界肯定。

今年暑期档的惨淡，显然不能将锅甩给“奥运分流”。去年的大爆发，或与疫情后“出清库存”有关，也与观众的“报复式观影消费”有关，且题材类型足够丰富多元，多部爆款做到了与每个观众“切身相关”，而今年有市场吸引力的影片储备不足，无论选题角度还是宣发玩法，都还有诸多值得改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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